[郭涵]人民公仆 行为典范

          作者: 郭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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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4-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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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届常委会主席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
           
          我们做好每一件工作,办好每一件事,不是为了表功摆好,也不是向某个人负责,而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
          ——司马益·牙生诺夫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届常委会主席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人们很怀念他,说他是“人民的真公仆,行为的铁典范”。的确如此,他一生爱党爱国,忠心耿耿,坚持原则,重视民族团结,对人一视同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了最高位置,把个人的架子放到了最低位置,“俯首甘为儒子牛”,无私奉献,清正廉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来不做表面文章,是个实干家,说到的就要去想办法做到做好,不骄不躁,虚心学习,追根问底,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疑点,认真负责,为人谦虚,可敬又可亲,平易近人,慎独,慎微,慎初,表里如一,始终如一。
           
          不幸中的万幸
           
          1916年11月,司马益·牙生诺夫来到了这个世界上,诞生在新疆的玛纳斯县。不幸的是,命运之神并没有特别地眷顾这个维吾尔族男婴,相反,还给他带来了一连串的灾难。母亲生下他后就撒手人寰啦,后来,他的父亲也不幸离开了人世。就这样,只有两三岁的他就成了孤儿。是他的伯伯把他和他的两个姐姐带到了现在的阿图什市松它克乡夏马力村委会下辖的吾斯塘博依村抚养成人的。
          他从1925年开始就在当地的公共宗教学校里上学读书,并同时参加家庭和阿图什格达良村的各类农业生产劳动,直到1934年4月。1934年5月,他跟伊布拉音·吐尔逊等十几个人一起去迪化市(现在的乌鲁木齐市)参加被隆康廷开设的农业培训班(学堂),成了当时当地去迪化市学习这方面知识的第一批学生。但由于他们在途经阿克苏和库尔勒两个地方时耽误了一些时间,直到这年的12月份才到达迪化市。1935年1月,他开始参加这个培训班学习。授课老师都是从前苏联来的俄罗斯族教师,其中有两名老师精通乌兹别克语,但他们还是用俄语授课,并由翻译进行同步翻译。另外,几门理科由名字叫阿布都热合曼的先生(维吾尔启蒙联合会主管人)和艾力先生(塔塔尔族,当时有名的知识分子)两人讲授。1935年11月,培训班结束后,有一部分学生直接参加了工作,还有一部分学生跟着第二批赴前苏联留学学习农业知识的学生去了前苏联,司马益·牙生诺夫也随着这批学生去了前苏联。他和同学们一起来到了前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乌孜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农学院林学系学习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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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司马益·牙生诺夫在前苏联学习的时候,抚养他长大成人的伯伯牙生先生于1937年从阿图什来到了新疆的北疆,开始在阿勒泰,后在塔城、乌苏、伊犁一带经商。当时,虽然牙生先生在北疆没有自己的宅院和土地,但在起初的几年里生活还是比较好的。从1940年开始,生活就有所下降了,但总体上来说生活还算过得去。
          1938年,还是一名留学生的司马益·牙生诺夫在这一年的暑假,还专门回了一趟迪化市。1941年9月,他在撒马尔罕农学院毕业了。这一年的11月,他回到了祖国来到了迪化市。经过多方联系后,他来到了旧政府的建设厅开始上班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位来自前苏联并在这里工作的一位林业专家(当时,在迪化工作的外籍专家非常多,光在建设厅内农业专家就有8至10人)。当这位专家得知司马益·牙生诺夫所学的专业与自己的专业一样时非常高兴,很愿意为司马益·牙生诺夫能做点什么。于是,这位专家就介绍司马益·牙生诺夫到了始建于1933年占地150余亩的迪化市六道湾苗圃(现在的新疆林业科学院)工作,让其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能。这个苗圃也的确缺少专业人才,就邀请司马益·牙生诺夫担任了这里的林业技术员,从事苗木培育。他在这里工作很买力,干好了自己分内的工作,还亲手栽植了许多树木。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他很快把书本上学得的理论知识灵活地运用到了实际工作中,并见了成效。他也因此由技术员升为技师。他和林业专家阿巴斯·色依提一起为六道湾苗圃的创建做出了突出贡献。
          1944年8月-1945年5月,为了躲避可能被国民党警察怀疑为曾经留学过前苏联而会无端遭逮捕的风险,他借故请了长假离开了迪化市,几经辗转后来到了焉耆。在这里,他正赶上焉耆农林场在建立一个规模比较大的苗圃。于是,他就应邀在这里当了几个月的技术员,全程参与指导了这里的苗圃建设工作中的选地、种植、接苗等工作,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
          1945年5月,他回到了迪化市的六道湾苗圃继续担任技师,后又担任了工程师。1945年10月17日-1946年6月6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同以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为首的三区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在迪化市举行了和平谈判,签订了和平条款。这个时期,三区革命对司马益·牙生诺夫产生了重大影响。1946年,在六道湾苗圃改为农林试验站时,司马益·牙生诺夫就担任了该站站长。
          1947年7月,司马益·牙生诺夫来到了伊犁,在伊犁学堂(即现在的伊犁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担任老师。后来,学校领导人赛福鼎·艾则孜传达了三区革命领导人艾合买提江·哈斯木的指示,将学堂改为“新疆中级专家培训学院”。司马益·牙生诺夫在这个学院里担任了高级班的教务主任。
          他在这所学校工作期间工作非常努力,并向前来视察工作的艾合买提江·哈斯木提出了一些有利于改善办学条件的建议和意见,得到了艾合买提江·哈斯木的重视和支持,促进了该校工作的全面发展。
          在他参加三区革命后,就坚决地站在了阿合买提江·哈斯木、阿巴索夫等三区革命领导人一边,与一切分裂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挫败了那些分裂分子企图把新疆从祖国的版图上分裂出去的阴谋,也同时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了不懈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成了新疆的第一批党员
           
          新中国成立前夕,新疆和平解放了。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在此过程中,三区方面积极配合进军新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新疆的国民党军队形成了夹击之势,大大加快了新疆和平解放的进程,立下了大功;在此之前,为实现民主解放,三区方面与旧政府和分裂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因此,毛主席、党中央肯定了三区革命的积极作用和重大贡献,肯定三区革命是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
          随着全国的解放,党中央、毛主席在着手解决新疆问题时,把在新疆建立党组织和在少数民族中发展党员放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党中央指出,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在于培养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少数民族干部,应该尽快在少数民族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并吸引他们参加领导工作。针对当时的新疆情况,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王震同志向党中央提出了“不要候补期,入党后就可以参加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当委员”的破格入党和重用的办法。这一意见也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1949年11月19日,党中央对在新疆建立党组织做出重要指示,对新疆建党的条件、步骤和方法等问题都进行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指示要求王震和新疆分局先选择10个新疆本地的先进分子,包括汉族在内,但多数应该是维吾尔族及其它民族中的先进分子,由你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要候补期。以后分批介绍若干人,再任命他们和你们外来的党员一起分别到各个地方,去建立那里党的组织,即由他们介绍那里的先进分子入党,成立党支部以及县委、区委等。
          1949年12月27日,王震和邓力群介绍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王震和徐立清介绍包尔汉·沙赫德拉(维吾尔族),徐立清和邓立群介绍陈锡华(汉族)、赵德林(锡伯族),张希钦(时任新疆军区参谋长)和辛兰亭(时任新疆省副省长)介绍司马益·牙生诺夫(维吾尔族),其他分局委员分工介绍其他一些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2月30日,司马益·牙生诺夫和其他14位来自不同工作岗位、讲着不同语言的人聚集到新疆分局所在地迪化市新疆分局办公大楼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他们是赛福鼎·艾则孜、包尔汉·沙赫德拉、陈锡华、赵德林、舒慕同(锡伯族)、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塔塔尔族)、阿不都热合满·穆义提(维吾尔族)、阿不都拉·扎克洛夫(维吾尔族)、安尼瓦尔·汗巴巴(乌孜别克族)、安尼瓦尔·贾库林(哈萨克族)、司马益·牙生诺夫、达夏甫(蒙古族)、伊不拉音·吐尔地(维吾尔族)、乌依古尔·沙依然(维吾尔族)、阿不力米提·马克苏托夫(维吾尔族)。他们面对中国共产党党旗,庄严地举起了自己的右手。仪式由徐立清同志主持,王震代表新疆分局党委讲了话。他说:“我代表分局对同志们的入党表示热烈欢迎,并祝贺同志们在马列主义的旗帜下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为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奋斗。”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本地各民族中发展的第一批党员,由新疆分局直接吸收、没有候补期。他们的入党,显示了我们党的壮大与发展,显示了我们党与新疆各少数民族的血肉关系,显示了各少数民族革命事业的重要发展。他们宛如一颗颗撒在新疆大地上的火种,燃起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熊熊火焰,开创了新疆建党工作的新局面。
          他们入党后,党组织及时对他们进行了培养教育,上党课,讲授党的基本理论和纪律,传授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用党性原则要求每一个人。通过培训学习,大家的心里都明亮了,司马益·牙生诺夫更是感到了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共产主义事业不仅是全世界人民的伟大事业,更是中华民族的宏伟大业。他决心跟着中国共产党干一辈子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让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政治上人人平等,每个人都心情舒畅,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全面发展,按需分配。
           
          走向新时代,担任新工作
           
          毛主席在关于西北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中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
          1950年代初,新疆分局和各区党委、地委对三区革命干部进行了短期培训,入党以后的司马益·牙生诺夫也参加了这次培训。他认真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党史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尤其是党的民族政策,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胸怀宽阔,眼界高远,明确了自己的理想,规范了自己的行为。他认为,自己已经是党的人了,就要听党的话,照党的指示办事,一切行动听党指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新疆这个多民族的特殊地方,就要重视民族团结,保卫边疆,建设边疆,把各民族中的劳苦大众从水深火热之中真正解放出来,让大家都真正站立起来,扬眉吐气,过上真正人的生活,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
          1949年12月-1954年2月,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在新疆分局的安排下担任了新疆省农业厅副厅长(厅长是涂治)、农业厅党分组书记。1951年8月-1954年8月,他主要在吐鲁番、和田等地参加减租反霸、土改等工作,先后担任副组长和队长等职务。在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中,他在解放军工作队同志的帮助下进步非常快,很快就成了工作骨干。下乡之初,他参与制订了培养本地民族干部的计划,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经常学习党的政策,研究讨论工作方法。在各项工作中,他都要积极和军队干部进行商量研究,从这些军队干部的身上学到了许多有益的东西。由于他通晓维语、熟悉情况、与新疆少数民族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有利条件,在开展这些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期间,他的工作积极性很高,所到之处他总是要主动去做当地民族干部的工作,让这些民族干部在当地的各项工作中发挥尽量大的积极作用。渐渐地,一些重要的群众会议、斗争大会,都要由他来主持,专题报告和工作总结也要由他去做。军队干部也很好,如果发现他在工作中遇到了什么困难,出现了什么问题,总是要耐心地帮助他找出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并帮助他解决好遇到的问题。
          那时候,全新疆十分落后,通往全疆各地的路都是土路。有路走还算是好的,许多地方根本就无路可走。且不说开辟道路的艰辛,就说走在土路上的情景吧。新疆少雨,土路上经过长时间的车碾马踏就形成了足有半尺深的一层虚土。每逢车马经过,特别是多辆车马经过时,尘土飞扬,抬头不见天日,伸手不见五指,人与人咫尺之间难以呼应。尘埃落定后,路边的行人,都变成了“土人”。土是什么颜色的,人就成了什么颜色。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和其他同志一样就是在这样的道路上一直奔跑着。那时候,沙尘暴也很多,遇上了简直就能要人命。即使不要命,也能让你剥层皮。他们经常就是冒着这样的风险去开展工作。那时候,全疆各地绝大多数地方没有旅店和饭店,所到之处就要与当地的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帮助老百姓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时是义务劳动,吃了老百姓的,就要按照规定付费。老百姓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老百姓喝的是涝坝水,他们也得跟着喝涝坝水。有很多地方连涝坝水也喝不上,还必须得跑到远处去找水吃。
          太阳出来了,长期生活在黑暗中的劳苦大众都比较欢迎。减租反霸工作队进村时,是各村派比人还高的大轮马车到县城去接的。快到村口时,群众载歌载舞,夹道欢迎。歌声、手鼓声、唢呐声、热瓦甫声、口号声,响成一片,震耳欲聋,场面十分热烈和感人。
          工作队进村后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召开群众大会,访贫问苦,说明来意,宣讲减租减息和反对恶霸的方针政策,直到老百姓都能听懂为止。他们就这样向每个地方的老百姓讲透了道理,做足了好事,老百姓才开始慢慢认识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给自己带来的希望——翻身得解放,过上好日子。司马益·牙生诺夫和工作队的其他干部一样,向老百姓回答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是共产党,毛主席派来帮助穷人翻身求解放的。是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打倒国民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要让全国人民过上好日子;毛主席是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在北京……”
          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在这些工作中得到了真正的锻炼和学习,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更自觉地服从党的领导,为党、为国、为人民努力工作,全力工作,好好工作,不计个人得失,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把党交给自己的各项工作都完成得很好。
           
          新岗位,新高度,新要求
           
          新疆农业区的土地改革完成后,政治、经济、文化事业有了相当的发展,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得到培养,维吾尔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民族区域自治工作已经完成,建立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省级自治区的条件业已成熟。因此,1955年1月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发出《关于成立省级自治区的指示》,要求把建立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省级自治区,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对待。并指出:建立省级自治区的目的就是进一步提高各族人民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认识和爱国主义觉悟,加强和巩固各民族间的信任和团结,进一步发挥维吾尔族和其他各民族的积极性,促进各族人民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项事业的发展,逐步共同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党中央就新疆建立省级自治区的原则、方针、步骤作出了明确的指示。中央指出,在新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一项极为重大的政治任务,必须强调爱国主义教育,这在新疆有更为重大的实际意义;必须坚持有利于民族团结的原则,要通过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更进一步加强和发展新疆各族人民的团结合作。1955年4月,中共中央复电新疆分局,同意新疆建立省级民族区域自治的名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同时还指示: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过程中,务必深入进行教育工作,除继续防止和克服汉族干部中的大汉族主义思想残余外,亦须注意防止和克服维吾尔族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的大民族主义思想倾向。中央重申:维吾尔族是新疆地区的大民族,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后,应该更加注意照顾其他少数民族,以利进一步增加新疆各民族的团结,进一步发展新疆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
          1955年9月1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决议,批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议案,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撤销新疆省建制,并以原新疆省的行政区域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行政区域。至此,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准备工作就绪。
          1955年10月1日,新疆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闭幕时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在此之前,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是新疆分局党委常委兼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从这时开始,他就被任命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兼农村工作部副部长。1956年6月过后,司马益·牙生诺夫当选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届党代会代表,并被任命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并当选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以后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当时的自治区党委农村工作部管理着很多事情,如:农业、农垦、林业、水利、牧业、气象等。另外还有三个不同工作联系试点:第一个试点在吐鲁番(合作化、农业);第二个试点在安宁渠(农业);第三个试点在南山(干沟)(牧业)。
          司马益·牙生诺夫在农工部担任副部长和部长期间故事很多,限于知情者已经很少的原因(绝大多数知情者已经去世)以及查找资料的困难,笔者只能将现有采访到的部分资料整理出来,供广大读者朋友了解他在这一时期的一些情况。
          讲述人:贾炳国,当时是农村工作部的办公室主任。
          在农村工作部,我是主任,他(司马益·牙生诺夫)是部长,只要他不外出,我们接触得就比较多。
          司马益部长的汉话也讲得好。遇事总要征求大家的意见,但我们从来没有时间闲聊。他很善于团结群众,平易近人,总是要深入实际了解情况。
          那时的农村工作部有两个副部长(吴鉴群、王德明)和四个处(一处分管国营农牧场,二处分管农业合作化,三处分管畜牧业,还有一个干部处),办公室副主任是王作之和白鑫铭。我到农村工作部时,他那时在部里。大问题处理不了啦,我们就去找他。如:干部调动、畜牧管理、公社管理等等,大家商量后请他定夺。他处理问题很认真,从来不马虎从事。
          讲述人:杨光升,当时是农工部三处的干事。
          我和他接触主要是在一起出差中。
          1957年11月,中央要召开一个全国牧区工作会议,其中一个议题就是谈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合作化也提到了议事日程,还有别的议题。新疆作为主要牧区(如:内蒙、新疆、甘肃、青海、西藏等等省区)之一,还是个大牧区,也派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司马益·牙生诺夫是新疆农村工作部部长,就带队参加了这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新疆领导还有时任自治区畜牧厅厅长吐尔逊·阿塔吾拉、时任阿勒泰县县委书记许继昌、时任乌洽县县委书记彭福录、时任伊犁农村工作部部长梁国晋和作为秘书的我。他们是坐飞机去北京的,我作为一般干部只能坐火车去北京。我们出发时离11月25日开会的时间只有四五天了,时间非常紧,就让我与大家一起先坐飞机到了甘肃酒泉,再从那里改乘火车(当时从内地开来的火车只通到酒泉),我于11月24日到达北京。
          第二天,会议在位于北京市复兴路的万寿宫如期举行。主持那次会议的是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坐在主席台上的除了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外,还有苏联专家,会议开了大约五六个小时。新疆代表坐在了第一排。司马益·牙生诺夫在大会上作了口头发言,重点介绍了新疆乌洽县试办一个牧业合作社的情况。材料是我写的,因为试办这个牧业合作社的时候我也参加了,对这里的情况了解。材料写好后,我首先给他念材料,然后,司马益部长把这份材料看了许多遍。看得很认真,一字一句都不放过,不太明白的地方就要不耻下问,直到把问题都搞明白了才肯放下,他还提出了许多需要修改的地方。
          我们在北京开会的时候,他和往常一样没有搞特殊化,与我们吃住都在一起,甚至连开会时也坐在一起。
          我跟着他感受最深刻的就是常出差。党内大行调查研究之风,凡事都要先进行调查研究,摸清事物的来龙去脉。为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做到言之有物,司马益·牙生诺夫总是要不断地到全疆各地去跑,南疆、北疆、东疆,也就是全疆各地的各个县,他几乎都跑遍了。1960年,我们又一次下去,来到了南疆的阿克苏、乌什县等地查看当地的人民公社搞的公共食堂。我们去后总是要到生产队里与当地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天三顿都吃食堂,稀的多,干的少。他和大家一起喝稀糊糊,一起吃苞谷馕,有时候晚上能吃顿面条。他从来不多吃多占,生活十分简朴,对自己和我们都严格要求,只能比群众少吃,不能比群众多吃。
          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吃不好睡不好的现象时不时地总是要发生。有一次,我们在喀什的巴楚县图木舒克垦区进行调研,房间不能取暖,我们冻得缩成了一团,当了一夜“团长”。第二天要急着往400千米以外的阿克苏赶,早上来不及吃饭,就胡乱吃了些核桃等干果充饥,天还没有亮就得起床作准备。
          特别让人无法忘记的一次是,我们到塔城地区的托里县十月公社调研时遇到了暴风雪。这场风雪好大又好冷,人根本站不稳,在外面待上一会就可能会被冻死的。牛、羊、马、骆驼等也只能顺着风跑,只有碰到一个低洼的地方风稍微小了点才能停下来。我们这些人都被困到了一个土房子里不敢出去,只要一出去就会被吹跑的。还好,当时有当地的老乡和公社书记陪着我们。这风一直刮了一晚上,第二天才稍微小了一点。据不完全统计,那天晚上一下子就冻死了八九个人。遇到了这种情况,等风小下来人能走出之后,司马益·牙生诺夫就立即指示当地干部带领群众进行抗灾自救,他带着我们挨家挨户查看灾情,帮助老乡们解决实际困难,受到了当地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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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在这片开阔的地方,有一年我们又来到了这里却意外地遇到了一只吃饱了羊的恶狼。这种情况之下,擅长打猎的司马益·牙生诺夫举起猎枪对准那只狼就开了一枪。没想到中了枪的那只恶狼傻跑了起来,我们追上去用车轮轧过去,那家伙肚子里的食物一下子就吐了出来。这只狼死到临头了还垂死挣扎,它不跑了,最后变得疯狂起来,大声吼叫着迎着我们的车子就扑了过来,并对着车灯就是一通乱抓,还真的抓坏了一只车灯。眼看着我们乘坐的小车子就要被狼抓坏了,我们都吓得要命,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却沉着冷静,他指挥着驾驶员开车把那只野狼轧在了车轮下,结束了它的性命。大家这才一下子松了一口气,算是躲过了这场灾难。当时,按牧区的规定,打死一只野狼是要奖励一只羊的。公社奖了一只羊,我们没有要,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说,就当和牧民们一起吃了一顿“手抓肉”。
          那时候,我们下乡所能走的路都是比较糟糕的,有时候没有路了就摸索着前进,一上一下的十分难走。车在路上跳动着,一路颠簸下来,真让人受不了。可是,有时候为了抢时间赶路,再苦也得跑。有一次,我们到阿勒泰调研后没顾得上休息还要往塔城赶。我们在塔城地区和丰县稍作休息后就直奔着塔城的方向出发了。塔城在和丰县城的西北方向,大约有200多千米。其间要走的道路不是戈壁滩就是一些土路,还要经过一片灌木林,准确地说,根本就没有像样的道路可走。为了能赶在国庆节前到达塔城,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告诉我们要在一天之内跑到塔城。就这样,再苦再累我们也都坚持着,硬是在很晚了才终于到达目的地——塔城。我们都还年轻就受不了啦,不知道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是怎样坚持下来的。
          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无论干什么事情从来都很实在,既使在五七干校劳动时也一样。记得在1971年3月,我们在东泉五七干校参加劳动的时候,为了春天育树苗,就派我和他去昌吉砍树枝。我们到达目的地后吃住在一起,每天早上吃过饭后就去林场砍树枝,劳动量很大,中间几乎没有休息时间。我们从早上一直砍到中午,然后就把已经砍下来的树枝堆放好,吃过午饭后接着又干了起来,一直到晚上。他只管干活,什么话也不说,再说了我们都很累,谁也不想多说一句话。我怕他年龄大了干活太久吃不消,就建议他休息一会儿。他总是摆摆手表示不休息,继续又干了起来。我们砍了一堆又一堆树枝,有人就来拉走了。按说,我们在那里干活,也没人监督我们,累了休息休息还是可以的,可他硬是没有休息,我也跟着不休息。就这样,我们大干了四五天时间,砍足了育苗所需的树枝。
          讲述人:单尚志,当时是自治区农工部二处的干事。
          1959年冬天,我与雍生琪、白鑫铭三人陪同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到南疆搞调研,到了喀什地区的疏附县、莎车县、泽普县、叶城县、麦盖提县、巴楚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等县,一下子下去了三个月,春节是在喀什地委招待所过的。那时正值国家的三年自然灾害,困难非常大,到处都很缺吃的东西。我们的肚子好像从来就没有吃饱过,一直都感觉到很饿。尽管如此,在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的带领和要求下,一路上我们还是在非常认真地搞着调查研究,大约跑了五六千千米,步步都有成果,一步也没虚跑。最远处我们跑到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等好几个比较偏远的地方。我们那时的主要任务就是调查大跃进以后农民的贫困情况,农村的缺粮情况和生产情况。
          我们每天从早上出去,晚上回来。大家聚到一起后不是休息,而是继续工作,开讨论会,每个人都要汇报当天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有什么新的发现和收获。每次的会议开得既热烈又民主,大家积极发言,把自己的调查研究成果都和盘端出。当晚经过认真讨论后,理出条理,写成报告向自治区党委汇报。
          有一天,我们来到疏附县伯西克柒木公社调查,首先听到的是当地干部的汇报,尽是浮夸的。可实际情况是老百姓根本吃不饱肚子,缺粮非常严重。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就让这些干部如实汇报,不能光说好话,要好的坏的都如实说出来。随后,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就将这些情况写成材料向自治区党委如实作了汇报。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新疆的情况还算好一些,只有拜城县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全疆其它地方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在那里调查时发现,那里征了过头粮,把征来的粮食都锁在了仓库里,老百姓手里根本没有什么粮食可吃。大家一天三顿都吃稀的,能吃到的比较耐饿的干东西就是苞米面馕啦。农村年人均只有300斤粮食(实际上包含着种子、饲料),大家很少能吃上白面,肉几乎没有。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据实向自治区党委作了汇报,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说了实话后会有什么麻烦事情找上门来的。
          我们在喀什开展工作的时候还遇到了这样一种情况,一名随我们一起去的新疆日报社的民族记者在晚上看电影时被几名民族姑娘给骗了,结果自己的粮票、钱全部被席卷一空。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知道后狠狠地批评了这位记者一顿。不过他还是以教育为主,批评这个小伙子不懂得社会的复杂性,太天真啦。事后,在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的倡导下,大家都把自己的粮票和钱挤出来一些帮助了这个小伙子。
          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还十分重视民族团结。春节期间,我们在喀什地委招待所过的年,他除了不忘向我们这些汉族同事祝贺新年外,还带着我们到喀什地委的大院子里给汉族同志拜年。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是一个象棋高手,闲时也喜欢下下棋;他也喜欢喝点酒,但不多喝,能把握得住,从来没有喝醉过。
          文革期间,1970年清队,我们大小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都被集中到了自治区党校进行清查。首先,要求我们每个人进行自查,自己先报自己的问题。接着,就是相互揭发,由于司马益·牙生诺夫是留过苏的,有人说他是苏联的间谍,言词很严厉,要求他交待自己是怎样加入苏联特务组织的,又是怎样做情报工作的。司马益·牙生诺夫坚持说,自己到苏联学习过是事实,但没有加入他们的特务组织,更没有给苏联驻新疆领事馆汇报过工作。他心里很坦然,自始至终都心平气和。那时候,正在打倒王恩茂同志,有人让他揭发王恩茂,但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没有去凭空捏造,一直到底也没有乱说过,没有去说王恩茂的坏话。
          那次的学习班有1000多人参加,其中有12个人因受不了压力就自杀啦。可见那时的高压有多大。但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在这么强大的压力下,能坚持原则,不乱讲,不胡说,不害人,实属难能可贵。一年之后,我们这些保王恩茂的人都被弄到了呼图壁的东泉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农工部的人都被分到了四连,而那些造反派却没有去。他这个人不记仇,曾经说过他坏话的人,他也不去计较。他和大家一起劳动,只要有时间有机会,他还邀请大家到他的家里去喝茶。
          讲述人:雍生琪,当时是自治区党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干事。
          1956年6月,我调到了自治区党委农村工作部工作。不久,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就被任命为自治区党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部长。
          也就在1956年,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因公接待外宾时,不慎从马上摔了下来,造成腿骨骨折,在家休养。组织上考虑我懂维吾尔语,让我给他读文件和电报。其实,司马益同志的汉语水平并不低,相比之下,我的维吾尔语水平远不如他的汉语水平。但当我用维吾尔语读材料时,他很耐心地听,有时发现我读得很吃力时,他便让我用汉语读。发现我翻译得不准确时,他就耐心地指出来。我初次接触他时感到很拘束,很紧张,但他热情开朗、平易近人的作风很快打消了我精神上的压力。从此,我们俩在工作中相处的机会更多了。他去北京、兰州等地开会也常带上我与他一起去,到新疆农村牧区也带我去,我们成了离不开的工作伙伴。
          1960年10月8日-1961年6月13日,我们两次南下阿克苏专区,前后有4个来月的时间,宣传贯彻中央的八届九中全会精神,以及毛泽东主席关于改进领导干部作风、大兴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之风的指示。这个时期也就是我们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的头一二年,新疆除拜城外,虽没发生大的问题,但南疆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温饱成了大问题。司马益·牙生诺夫和我们一起,采取蹲点跑面相结合的方法,奔波在阿克苏地区,作了许多典型调查,诸如“共产风”的退赔、公共食堂、收入分配、人民生活等等情况。我们发现,老百姓吃不饱,还有病。在阿克苏,当地的妇女得了一种子宫下坠的病,是因为营养不良造成的。通过调查,我们有一个共识,困难现象的形成,主要还是我们工作上出现了问题。人民公社化、“共产风”、大跃进、公共食堂等等,大大削弱了集体经济。吃大锅饭,搞平均分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成了全国性的问题。我们把调查的第一手材料如实向上级反映,同时对发现的问题立即纠正,如征过头粮影响了人民生活等一系列问题。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和基层干部算细帐,进行实事求是地教育。告诫他们,绝不能做伤害人民群众生活的事情,一定要关心群众的疾苦,并将调查情况反映到地委。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对他们说,征购指标虽是从上面来的,但你们最了解情况,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像这类问题我们走到哪时,他就讲到哪里,而且抓落实。据我们在阿热勒公社调查,全社1966年总收入1064482元,比1959年减少41万元。扣除部分补、供给部分(粮食),工资部分,全社16611人平均年收入26元,加上供给部分,两项合计人均年收入61元,实际拿到手的现金就是26元。合作社22个大队,能进行分配的有9个大队,情况最好的能拿出11746元分给社员,少的只能拿出430元分给社员;超支12个队,超支金额40049元。所谓超支队,社员不仅分不到钱,而且社员还倒欠队里的钱;还有一个队,不给社员分钱,社员也不欠队里的钱。这样的收入水平,社员怎么会没有困难呢?接着,他们又去走访该社卡热吐逊二生产队社员家中铺的盖的生活条件。发现十分简陋,有的在整个冬季是穿着一条单裤子过来的。扎木台公社吐曼管理区的一个大队有一个叫艾沙木沙的社员,全家五口人,其中有三个孩子,没衣服穿,没有被子盖,睡在稻草里。所发的18.5米布票,食堂管理员拿去16.5米,给了他两个南瓜,公社一个干部拿去2米,给了0.5元钱。像这样的贫困户,不止一家。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立即向县委、地委反映。在进一步调查的基础上,国家为1652户12967人发放救济现款30894元、布票11845米、棉套740套、被子137条、毡子155条、皮鞋667双、棉花528千克、皮衣465件、棉鞋99双,还解决了其它一些问题。司马益·牙生诺夫深有感动地说,这种情况,在南疆三地州还不少啊!我们做农村工作的责任重大。不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也不好向群众交待。
          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用了三天时间,到两个农场,两个林场进行考察。首先去的是自治区管辖的国营扎木台林场。这个林场是1958年迁场到这里来的,全场有1990多职工,5台拖拉机,270匹马,耕牛300头,可以说人强马壮。司马益·牙生诺部长听完汇报进行了实地观察后发现,粮食中有增产,可是林场不见林,造的林几乎都死亡啦。育苗800亩,成活不到200亩。他越看越生气,不仅对他们提出了严肃批评,还给他们提出改进的措施。他又到地区试验林场考察,农、林、牧、副业都有发展,造林500亩、育苗550亩、库有苗100万株。他走进苗圃地,发现长得非常茂盛、整齐,能向社会提供大量的树苗、果苗。天晚了,他还看苗圃,流连忘返。两个林场,相比之下,同样的土地,同样的条件,确出现了不同的情况,正如当地老百姓所说的那样,“不是地好,而是人好”事在人为。他指出:要向生产建设兵团的职工们学习,要有艰苦奋斗与自然界作斗争的科学精神。
          在这困难时期,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和我们一起,走到哪里,都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严格做到了中央提出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如实反映情况;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参加劳动;以平等态度对人;办事公道;不搞特殊化;工作和群众商量;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按实际情况办事;提高政治水平)。我们一天三顿喝稀糊糊,吃代食品锁阳(野生植物)、苞谷秆淀粉,和群众一起平整稻田。群众说,“你们是大干部,和我们普通劳动者一起干活,我们的肚子似乎饱了几分,劲也来了。”
          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生活非常朴素,直到他后来当了自治区农林局党组书记了,家里仍然很寒酸。到过他家中的人都发现,他家里没几样像样的家具。有人就想给他配上几件家具,如吃饭的桌子,沙发等,他说什么也不要。他的老伴想要,他不允许。平时下乡,他还要自带干粮,自带行李,能不麻烦别人的事情,他就尽量不去麻烦别人。
          文革前系自治区党委农工部的同志,退休后在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生前的日子里,举行了三次聚会,他每次都参加了,来时还要带上一二瓶好酒。在最后一次聚会上,大家提出要给他过90岁大寿,他说什么也不答应,给婉言谢绝了。这些老同志都感到很遗憾,直到他老人家谢世后的今天,大家时常怀念他时还在感到很遗憾。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961年的深秋季节,以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祁果、农工部部长司马益·牙生诺夫为首,有畜牧厅的马立中副厅长、自治区外贸负责同志等等一行15人,在阿勒泰地委书记黄浴尘同志的陪同下,对阿勒泰地区的以“公社为单位的核算”问题进行为期20多天的调查研究。他们到了6个县,16个公社,以及一些大队,和牧民进行个别访问交谈。过去,对全疆惟独阿勒泰地区以公社为单位进行核算的所有制问题,在自治区内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经过调查,以大量的事实说明,阿勒泰粮足、奶丰、菜丰,人畜两旺。牧业由解放初期43万头,到1957年发展到150万头,到1961年发展到230万头,比1957年增加70万头,增长近50%;在农业方面,阿勒泰地区是基本牧区,解放初期,全地区有耕地12万亩,产量很低,到1957年耕地达到55万亩,总产量1000多万斤,到1961年有耕地160万亩,总产达1.120亿斤,牧、农人口年平均1000斤以上;蔬菜依靠外地供应,吃西瓜从沙湾拉,游牧民不吃菜,现在到处种蔬菜,瓜果极多,还支援克拉玛依1000万斤;牧民三分之二以上文化事业已有很大发展,牧民子女都可上学;过去简单手工业也很少,现在工、副业发展,农机修理,粮食加工、电厂等,随着经济发展,牧民收入不断增加。布尔津县红旗公社月发工资70-80元,还有20万元的存款,不少牧民在银行有存款。
          经过调查的结果,千条万条发展第一条,这是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准。三方面的实践说明,阿勒泰的现行体制是可行的。平息了不同的看法和争论。
          在阿勒泰地区调查结束后,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又去塔城地区的托里县牧区调查。10月10日那天,雍生琪和畜牧专家佘大新留在托里县城了解县上的情况,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和农工部杨光升等人到红旗公社调研,正好遇上狂风暴雪,能见度只有二三米,人站不住脚。这时,有一位同志因为闹肚子要拉大便不得不出去了几次,真切地感受到了暴风雪的厉害。他说,一是蹲不稳,二是像针扎的一样疼。县委袁书记补充说,就在这次狂风暴雪中有一位老人外出拉大便,被风吹倒了,活活地被冻死,又被雪埋啦。另外,一牧民家大包被风吹倒,一位老人和两个孩子都被冻死啦。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还亲自看望受灾群众,并让县上领导调查受灾情况,并慰问受灾群众。
          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通过不断走访,了解到了像这样的许多情况,有的他在现场给予了解决,有的就反映到了自治区,为实事求是地解决老百姓的问题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从而使党和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方面不至于脱离实际。
          调查研究,有事和群众商量,走群众路线,这是老部长的一贯作风。
           
          旗帜鲜明,立场坚定
           
          1962年,伊犁发生了有计划、有预谋、有行动的“5·29”事件,《当代新疆风云》“伊塔事件”真相一文,作了详细介绍:当时,自治区党委采取果断措施,立即派出自治区工作组,赴塔城、伊犁、阿勒泰等边境地区宣传“两个命令”。自治区党委任命农工部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为该工作组组长,去塔城、伊犁边境地区宣传“两个命令”。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接到通知后,雍生琪陪同他就立即出发了。到了边境地区,他们来到了县、公社、村深入到边民中,向干部群众宣传“两个命令”。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指出,新疆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分裂国家的阴谋都是徒劳的,绝对不会得逞。深入宣传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宣传党中央、毛主席对新疆工作的指示:“在新疆,要做好经济工作,农业、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同时,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代表区党委对边境维护社会稳定的农垦战士进行慰问,鼓励他们为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帮助边民搞好生产,关心群众生活,做好三代工作(代耕、代牧、代管),做出贡献。
           
          在五七干校的日子里
           
          1971年,自治区党委系统、政府系统、财政系统的干部分别被送到呼图壁东泉、巴州的野马沟、芳草湖三个五七干校。原自治区党委的工会、妇联干部,包括书记、部长和工作人员大部分都去了呼图壁东泉五七干校。原农工部上至部长,下至干事大部分都进了东泉五七干校并分成了两个班。文革期间,原农工部的同志们都一直在保护着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他没有受到人身攻击和折磨。到了东泉五七干校后,原农工部的同志仍然对司马益·牙生诺夫部长很尊敬和保护。
          进五七干校后,大家首先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在五七干校是住上一阵子还是一辈子。但不管是住上一阵子或是一辈子,大家现在都必须得住在这里生产和生活。没有房子住,大家就挖地窝子住或搭帐蓬住。他们打土墙,扎草把子,自己动手盖房子,开荒造田,整地,挖水渠等等活都得干。在那里,农工部曾经的干事雍生琪同志是班长,而部长却成了学员。开始,他们全班就睡在一张床上。表面上是雍生琪管着司马益·牙生诺夫,实际上是雍生琪和全班同志在事事处处都照顾着自己的老部长。在大家的心目中,司马益·牙生诺夫永远是一位受尊敬的领导,永远是他们的老部长。他们现在只剩下劳动一项任务了,筋骨上虽然有点劳累,但脑子里却清闲多了。因为其它的事情不用他们去考虑,只管干活也就是啦。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是个很勤快的人,总是闲不住。
          司马益·牙生诺夫在领导岗位上时严格要求自己,现在在五七干校了,同样严格要求自己,主动参加劳动。大家很尊重他,照顾他,不想让他干重活、脏活,但他却不在乎,什么活都愿意干,没活了还要找活干。由于他是留苏的林业专家,所以学校经过研究后给他一块地专搞育苗。于是,他就带上班上的一二名同志到农村割育苗的树枝。他整天在地里忙碌着,育了好多树苗,给五七干校做了大贡献。
          五七干校还搞冬季拉练,主要就是到戈壁滩上拉石头。因为他受过伤腿脚不好,大家都不让他去。但他却坚持要去,不愿在困难面前当孬种,被困难吓倒。要去的戈壁滩离驻地有好几千米,来回就要走好远的路,路况太差,拉着石头走就别提有多难受了,一句话,十分辛苦。他和大家一样在戈壁滩上捡石头,然后用爬犁子拉回来。人们发现,他是在忍着剧痛干活,大家都劝他不要再干了,而他不听,还是继续和大家一起干着。
          另外,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的手也有病,可能是风湿病吧。曾经在农工部时是管理文件的肖慧芳同志还为他针灸,以期减轻他的疼痛。
          再后来,组织上有规定,让司马益·牙生诺夫等同志把自己的家搬到五七干校。司马益·牙生诺夫照着办了,他把夫人哈里旦·铁依甫·阿吉和他们的三个儿子(杰苏尔·司马益、居来提·司马益和艾来提·司马益)都迁居到了五七干校(大女儿古丽娜·司马益参军去了,二女儿沙代提·司马益留在了乌鲁木齐)。雍生琪同志也早把家搬到了五七干校。校部原来想把他安排在一个社员家中,司马益·牙生诺夫不同意,仍要求和雍生琪住一套房子。他们两家各住一间,中间就用门帘子隔开。他们还共用一个炉子做饭,相处得很融洽,虽然生活习惯不同,但他们相互尊重,互相照顾,像一家人一样。以后,房子多了,大家商量着给了他一套房子。
          他在乌鲁木齐市宽敞的“高干宿舍”也被分给了别人,他自己要是后来能回乌鲁木齐就只能无家可归。果真如此,他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后,单位上只好在别处给他弄了一套普通的住房,但他也毫无怨言,这是后话。
          五七干校一开始种粮食、啤酒花、蔬菜,饲养优良品种的乳牛、羊、猪……,还办起了食堂。经过大家一段时间的辛苦劳动之后,生活大有改善,他们每天都有足够的奶子喝和蔬菜吃。司马益·牙生诺夫和大家一样在干校度过了两个春秋,虽然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但农工部的同志们回忆说,这是一个团结和友好的日子,让人十分难忘。
           
          为新疆八一农学院保住了一批人才
           
          1973年4月-1973年10月,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被安排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干部疗养院。之后,在上级领导的安排下,司马益·牙生诺夫担任了新疆八一农学院的主要领导。这一时期,他为该学院保住了一大批人才,为其以后的大发展保存住了稳定的师资队伍。
          新疆农业大学位于乌鲁木齐市老满城,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建设的一所大学,是以培养边疆各民族农业专门人才为己任的大学,办学规模占新疆全部大专院校中的10%,在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和高等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该大学的前身是新疆八一农学院(创建之初为:新疆军区八一农学院)。1952年8月1日,由王震将军在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步兵学校的基础上创建的。1995年4月21日,经原国家教委批准更名为新疆农业大学。
          经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批准,1952年4月10日,在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老满城筹建新疆军区八一农学院。1971年新疆八一农学院响应中央关于“把农业院校统统办到农村去”的指示,分作三批三部分分别搬到了玛纳斯林场(主校区)、清水河公社(现三砰农场,畜牧系搬到了这里)、新湖农场(农机系、农经系搬到了这里)。
          玛纳斯林场位于天山山麓的一个冲积扇上,砂石多,土层薄,又缺水,条件相当差,除了一大片空地外,地面上没见到有像样的建筑物。教室、宿舍、实验室、交通都成问题。为了解决这些困难,新疆八一农学院的师生员工们发扬自力更生、勤俭建院的优良传统,打土块、烧砖、打井、盖房子(盖了一栋教学楼、一小部分家属区)、架设高压线等,多少改变了这里的一些环境。1971年-1978年,学院累计在这里基建总投资为366万元,建筑总面积达20.921万平方米。
          在不在这里办学一直存在着两种思想,很大一部分人认为,在这里办学不行,条件差,消息闭塞,实习实验无法进行;只有一小部分人认为在这里办学可以。后来,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很难在这里办综合性的农学院。
          不仅如此,人员的组成也不行,农学院在文革开始后产生的造反派和保守派两派的斗争在这里还在继续,干部思想相当混乱和对立,讨论问题根本统一不起来。当时管理学院的是学院革委会。这个革委会是由三部分人组成的:军队代表(军宣队)、工人代表(工宣队)和干部代表(群众代表、干部代表),这所有的代表里又有两种人:造反派和保守派。在这种情况下,很需要一个人能把各方面人的思想都统一起来,达成共识。上级领导也想了不少办法,安排的领导都不理想,统一不了大家的思想认识,压不住阵。最后就决定调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来担任新疆八一农学院的主要领导。当时,可能是考虑到他没有在新疆八一农学院工作过的原因吧,他在这里不属于任何一派。再说了,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又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到任后可能会把这个农学院管理好的。
          1973年11月2日上午,新疆八一农学院派冯宗仁同志去到位于乌鲁木齐市南郊的新疆干部疗养院把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接到了位于玛纳斯的校园里。就这样,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在新疆八一农学院就走马上任了,担任新疆八一农学院的党委副书记和革委会主任(后为学院院长)。当天下午,他就参加了学院的核心小组会议,讨论学院今后的归口问题等有关问题。
          他这个人非常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和谁都能打成一片,两派人都能接受他。有时候,大家在会上的意见很对立,争论得很激烈,但只要他一出面讲讲话,大家就会听的,火药味也就慢慢消了下去,最后还达成了一致。举一个例子来说吧,当时,冯宗仁同志是新疆八一农学院的一枝笔,担任着学院的办公室主任,因此,农学院几乎所有的文字材料都出自他手。冯宗仁属于保守派,造反派的人对他一直很反对。他写的东西,总是会被造反派挑剔或反对。有一次,在学院的一个会议上,大家在讨论着由冯宗仁同志起草的一个讨论稿。讨论的过程中,意见不一致,有同意的,也有反对的。造反派的人看了这个稿子后很有意见,在那次讨论会上提出批判起草这个讨论稿人的意见。冯宗仁同志就立即站了起来承认是自己起草的。在这种情况下,司马益·牙生诺夫说话了,他说这是会议早已定下来的,不是冯宗仁个人的意见。那个造反派一听也就再也找不出什么反对的理由了,不得不闭上了嘴。
          事后,冯宗仁同志向司马益·牙生诺夫主任提出不想干办公室主任了,并且还真的撂挑子从玛纳斯回到了乌鲁木齐市自己的家中。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就亲自来到了冯宗仁同志的家中请他回学院继续工作。劝他说,你不要管那么多,尽管干,按照原则办事,我支持你。就这样,冯宗仁看着司马益·牙生诺夫主任的面子回到了玛纳斯来到了新疆八一农学院,继续他的办公室主任工作。
          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两袖清风,谁请他吃饭,他都不会去的。他在学院里吃食堂,大家吃什么,他就吃什么,从来没有搞过特殊化。他一个人住着单身宿舍,下班之后就喜欢与人下下象棋,适当地喝点酒。
          他的大儿子(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姐姐)杰苏尔·司马益在新疆八一农学院里的后勤部门工作,当了一名食堂里的大厨师,是个普通工人,但在新疆八一农学院里很少有人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司马益·牙生诺夫的夫人多次向他提出要给自己的孩子转干一事,都被他坚决地拒绝了,直到最后也没能给儿子转干之事。
          他在处理各种关系时很讲原则性,特别是上下级关系非常明确,从不去越级处理问题,只有在下级处理不了问题的时候他才去插手处理。他与新疆八一农学院的党委书记、副主任(后为副院长)孟梅生同志关系处得非常好。在工作中他们之间总能相互支持,一切工作都商量着办。他的民族团结工作也做得很好,在工作上一视同仁,从来不分民族。
          文革期间,新疆八一农学院内部总还要搞斗、批、改,没完没了的。学生们都到全疆各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教师们没学生可教了,就只得去参加劳动,教授也得去放羊、种地,等等。司马益·牙生诺夫抗不过大局,就从工作中制造保护知识分子的环境,在他的主导下,一切批斗活动都是走走过场,从来不把任何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有教师想调走了,他总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劝阻。因此,他调到新疆八一农学院任职以后,各派人员都很尊重他。
          1974年,新疆八一农学院开始招生。不过,招来的全是工农兵学员。这些学生说是由贫下中农推荐的,实际上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凭着后门关系进来的。不过,这些学生都是青一色的贫下中农子弟,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子女,后来发展到九类分子的子女是不能被推荐来上大学的。学生们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都有,甚至还有一些文盲,思想水平也各不一样。他们这些学生来到大学后不单纯是来学习的,还兼着管理和改造工作,名之曰:上、管、改,即:上大学、管理大学、改造大学。因此,学生到校后不会去一心一意地学习,大家都有着很浓重的反潮流思想,动不动还要造老师们的反。由于学生们的文化程度不一样,因此,老师在教课时也很为难,在同一堂课上,老师很难把每个学生都照顾到。
          在岗老师们一方面要参加劳动,一方面还要教课,另外还要接受监督,弄不好还要受到批判。
          1978年2月,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当选为自治区政协第四届副主席。
           
          林业谈话
           
          司马益·牙生诺夫学的是林业,一生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时间在从事林业工作,对林业有着特殊的感情,特别是对新疆的林业有着独到的认识和巨大的贡献。1978年6月-1979年3月,司马益·牙生诺夫担任了自治区农委副主任和自治区农林局党组书记等职务;1979年9月起被任命为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1981年4月,他又被任命为自治区农委主任。一直以来,他对新疆的林业发展情况非常重视,总是要深入到全疆各地的林业一线调查研究,现场处理问题,解决困难。下面我们就去追忆他当年的工作情况和他所到之处的一些谈话,看看他是怎么做的、怎么说的。
          他曾经以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去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的各县市,调查了解了那里的农林牧业生产情况,同时调查了天西林业局及其所属的霍城、尼勒克、新源、巩留、特克斯,昭苏六个县境内的山区林场,途中还了解了玛纳斯平原林场和林校的林业和工作情况。
          在调查了解林场工作情况时,他还多次强调要搞好团结工作,特别是要加强民族之间的团结和领导班子的团结。他说,党委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经常开民主生活会,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要你好我好,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有缺点若不自觉改正,说话就无力,人家就可以不听。党委要关心职工生活,经常研究职工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这是大事,一定要抓好。要掌握职工的思想动态,存在哪些思想问题?有哪些歪风邪气?不能放任自流,要认真研究解决。经济领域里的违法犯罪活动,要好好摸清情况,中央已发了文件,党委要认真研究,不搞群众运动,但有什么问题?有哪些线索?还是要依靠群众检举揭发,林场有没有倒卖木材的事?只有通过检举揭发,调查研究,才能下结论。所以要把这项重要工作抓紧开展起来。
          关于天西林业局和所属林场与当地关系问题,他也一再强调要尊重地方党委领导,主动请示汇报工作,以求得当地党政部门的帮助和支持。要和当地群众搞好关系,发挥群众护林积极性。林场劳力不足时,要尽量包给附近社队,特别是穷队,承担林业生产任务,增加集体收入,解决群众困难。他在调查了解之后作了一番谈话,概括起来他谈了十一个方面的问题。
          另外,司马益·牙生诺夫在调查阿勒泰山区林场林业时也就林业干部、工人、牧民问题进行了谈话,归纳整理起来共有十大项,即:关于林场的经营方针问题;关于国家、地方、群众“三结合”的问题;关于护林问题;关于节约问题;关于清林工作;关于技术干部缺乏的问题;关于林区道路问题;关于机械问题;关于各县平原林场的问题;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改善经营管理的问题等。都谈得非常务实到位,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指导性强。
           
          慎独
           
          1979年9月——1983年5月,司马益·牙生诺夫当选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主管农牧业。1980年3月,曾经在自治区党校任教的黄祥荣老师担任了他的秘书,他们从此合作了3年多的时间。司马益·牙生诺夫在这一时期的经历,黄祥荣同志成了见证人。
          司马益·牙生诺夫对新疆的山山水水充满了热爱,对土壤结构、畜群分布了然于心,对森林覆盖率、草场利用率熟记于怀,对盐碱地改造、低产田改良心知肚明。在他担任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期间,他上山下乡调查研究有8次之多,每年都要下去,可以说,他跑遍了天山南北,连阿勒泰山脉也跑遍了。东至巴里坤、伊吾,西至特克斯、昭苏的天山山脉;东至青河西至哈巴河的阿勒泰山脉,在这广袤的大地上逶迤的道路旁,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农场、牧场、渔场、林场、养殖场,他都去过了。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总是不顾自己年事已高,还要深入基层、亲临现场,了解生产、生活情况,研究和解决存在的问题。
          1980年7月9日,他们从乌鲁木齐出发到达了吐鲁番,先后去了五星公社的高潮大队、前进大队、红卫七大队和红卫三大队,次日下午他们又到了吐鲁番地区鄯善县境内的火焰山脚下东风公社的十大队、九大队和三大队,以及马场公社和园艺场进行考察。这个时候是吐鲁番盆地(吐鲁番、鄯善、托克逊)最炎热的季节,烈日炎炎,真快把人给烤成干了。他们从有空调的汽车上走下来,就像一下子掉进了火坑里,热浪滚滚,闷热难挡,还有点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感觉。虽然如此,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总是笑盈盈地与当地公社和大队的同志们热情握手,相互问候,然后进行座谈和交流,了解生产情况和各项农业政策的落实情况,探讨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12日,他们从鄯善县出发,穿过沙漠戈壁,上了天山的山路。
          这里的山路很窄,只能通过汽车的四个轮子。实际上,这不是汽车路,是牧民们的冬、夏牧场转场时所用的牧道。人走在上面就像走在钢丝上一样,大有命悬一线的感觉,胆小的人准会被吓出毛病来的。他们就这样高一下低一下地颠簸着上了天山。才出火焰山又进入了“广寒宫”,汽车就像由夏天一下子进到了冬天,气温骤降,司机师傅不得不把汽车由冷调变成了热调。他们就这样一会儿过着夏天,一会儿过着冬天,高高低低、颠颠簸簸、晃晃悠悠地进了天山又出了天山来到了木垒县。
          13日这一天,他们去到了叶曼别克夏牧场,听了场长的情况介绍,然后又看望了几家牧民,每家都有几头奶牛,每天可以喝上牛奶,牧民定量供应粮食,一年是340斤,还有自产的六七十千克的奶制品,再加上肉食,生活还算不错。他了解到了这些实情之后还是很高兴的。当天晚上,他们就住在了叶曼别克夏牧场的蒙古包里。
          14日那天,他们就去了白杨河公社,恰巧遇到了这里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文化、物资交流大集会。有骑马、叼羊、姑娘追、摔跤等比赛活动,还有阿肯弹唱比赛。这是当地牧民们真正的节日。马车、牛车、骆驼车遍布场内外,参加的骑手们英姿飒爽,摔跤选手虎背熊腰。他们头戴各种花帽,身穿艳丽服装,女子们插着各色羽毛,个个兴高采烈,手舞足蹈,在这辽阔的草地上游动。各种比赛时,锣鼓声,加油声,阿肯弹唱高吭的歌声汇集在一起,在无际的天空中飘荡着,天是那么的蓝,树是那么的绿,草是那么的青,人是那么的乐,这里成了欢腾的海洋。经过大约两个来小时的角逐,在最具民族特色的浓烈氛中,各项比赛结束了,司马益·牙生诺夫副主席兴致勃勃、笑容可掬,在哈力别克县长的陪同下,与得胜者热烈握手祝贺并为他们颁发奖状和奖品。
          15日,他们从木垒出发,汽车行进在天山深处牧民转场用的牛马车道上,进入巴里坤县境内的大石头公社;16日,他们就去了沙尔乔克牧场。接下来的3天里,他们在巴里坤、伊吾以及伊吾林场、土葫芦公社和甘沟大队考察。20日,他们由伊吾到了哈密;21日,他们就马不停蹄地来到了鄯善县;22日,他们返回了乌鲁木齐。这就是一位六旬老领导的工作情况、一个工作片段,真实地反映出了他的工作速度和工作作风:速度快,还总是脚踏实地,每一步都落到了实处。
          司马益·牙生诺夫所到之处都讲过话,但都不是官话官腔,都很务实,都很有针对性。他在讲话中,既通报了调研中发现的问题,也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如,他在各种不同的会议场合都着重讲了农牧业生产情况和问题,而特别强调的是发展牧业的三个标准,他说,“一是年总增率;二是年净增率;三是提供的商品率。而商品率是最终目的,商品的极大丰富就是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此,牧业一定要建立饲草、饲料基地,提高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草场利用率,提高繁殖率,成活率和适龄母畜率。而提高适龄母畜是牧业生产的基础,现在适龄母畜比例太低,伊吾作为牧业县才占43%,阿勒泰是60%,应该达到70%或者更高。那时畜牧业将要大发展,商品率就将大大提高,牧民的生活也将大大改善。我们都在农牧业战线上工作,各级领导都应为此做出不懈的努力。”
          他的秘书黄祥荣同志随着他进行了这为期14天的调研,这也是黄秘书第一次随他出去,感受颇深。黄秘书想,自己作为秘书,回去后理应要撰写这次的调查报告,这是一个秘书的职责。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司马益·牙生诺夫副主席要亲自撰写这一次的报告,他在回乌鲁木齐的路上对黄秘书说:“小黄,这次向区党委、政府汇报的调查报告由我来写,你翻译就行了。”
          黄秘书介绍说,在以后的几年里也总是这样,调查研究的专题报告也是他自己亲自写,甚至下发的文件也总是由他亲自审阅修改后才签发的。各种会议讲话也是由他自拟提要,从来不读稿子。送来的讲话稿他先是认真阅读,可采用的一些内容在他讲话时都变成了他自己的语言,这样讲问题更清楚,内容更丰富,事例更生动。他有很强的记忆力,每年的耕地总面积、农业总产量、牲畜总头数、森林覆盖率、采伐总量、更新面积、各大水库蓄水量、河流泾流量、亩均灌溉量等等重要数据,他都记得一清二楚。不但是自治区的,就是各地、州的,有的甚至是一个县或某个公社的,凡经他调查过的,他基本上都能记住。
          他讲话总是简明扼要主题突出,不讲空话、套话、假话,讲的都是实情,说的都是实话。他讲话前,总是自己起草提出几条,搞个提纲式的东西。讲话时,前后逻辑性很强,真能解决大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既是一位知识型的领导,又是一位实干型的领导,还是一位学有所长的领导,每次听他的讲话,总有一种动力感和方向感,他真是个难得的人才,高级领导干部的表率。
           
          司马益·牙生诺夫是一位学习非常认真的同志,他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学习上的疑点。司马益·牙生诺夫的汉语水平基本上能适应工作上的需要。他认识的汉字比较多,讲汉语也掌握了足够表述的词汇,听汉语不需要翻译,写汉字就差了些,平时也不太需要写汉字,所以他学汉语也是突出重点,多认汉字,多说汉语。
          有一次,他看到国务院的一个文件中说:“农民对中央的各项政策,打心眼里高兴。”他对其中的那个“打”字不能很好地理解,就把黄秘书叫过去了。
          司马益·牙生诺夫:“汉语中这个‘打’字,我注意了很多,虫、鱼、井、鼓、球都可以打,酱油、鸡蛋、旗子、电话也可以打,‘打心眼’我是第一次看到。”
          黄秘书:“汉语中有很多字是属于多义词,在词语搭配中或在不同的语境中可表达的意思就不一样了。前面你讲的‘打’字的不同用法,维吾尔语中要用十几个不同的动词来表达,像‘打心眼里高兴’,这里表述的是‘从’的意思,是个介词,如‘打哪儿来’一样。”
          司马益·牙生诺夫风趣地说:“当然,国务院文件中讲的这句话我理解了,不可能打了心眼还高兴吧?”
          他的汉语汉字完全是自学的,能学到这个水平是很不容易的。有许多领导是经过专门脱产学习后掌握的,虽说也实属不易,但相比较而言,他学得认真、刻苦,真是难能可贵。说汉语,听汉语,认汉字是他毕生的追求,他真是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他都要看汉文原件,遇到不认识的字、不理解的词,他都要一问二查,即问问别人,或查查字典。《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后更名为《求实》杂志)上的社论,他自己认为需要学习的,就让秘书读给他听。每次他都听得很认真,很专注。时不时地他还要用维语记录下一些重要内容。他把学习放到与工作同等重要的位置了。他说:“学习是为了做好工作,为了做好工作,就必须经常努力地学习。”
           
          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对待工作,一是时间要求严,二是责任感特别强。狭义地讲工作时间,如上下班,他不是按一般工作人员必须做到的按时上下班这一基本要求衡量的。他对司机说,我上班每天提前5-10分钟到办公室。至于司机尤努斯路上如何把握时间,他是不过问的。作为秘书,黄祥荣同志当然得提前10-15分钟到达办公室啦。他召集的各种会议或参加各种会议也一律照这一规定的时间到达。广义上讲,他分管自治区农牧口,接羔、播种、灌溉、收割都讲节气,都有时间的严格要求,他也总是把握时机,提前或及时安排应做的各项工作。他的工作责任感很强,从来就没有马虎过。他常说,作为领导仅是兢兢业业、做事踏实地干还不行,一定要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作出通盘考虑和全局性的部署。
          1982年春天,在推广农村包产到户的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与一位领导意见有分岐。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就一直坚持着。最后,他的意见却得到时任常务副主席田仲同志的支持。后来,他的想法在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这种责任感正是领导干部高风亮节的体现。田仲同志就曾经说过:“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对工作极端负责。(他)对工作极端负责,也就是对人民极端负责,对人大极端负责。”
          这些都是他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责任感,他在一些细小问题上也同样认真负责。有一次去牧区调研,正值产羔、接羔时节,他们的车子在山谷中行驶,他看到山坡上有几间土房,估计是接羔点,于是停下车,找了根木棍拄着向山坡的土房子走去。当时,冰雪还未消尽,坡路湿滑难走,他也不怕,就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前走去。他当年已经60多岁了,真的不容易。
          他经常提醒大家说,我们做好每一件工作,办好每一件事情,不是为了表功摆好,也不是向某一个领导或某一个人负责,而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他要求别人要做到这一点,而自己事事处处时时都做到了,他的一言一行都体现到了这一点。他视工作为己任,视责任为己任,视人民的利益为己任。只要是对党、国家和人民有利的事情,他都干,只要对党、国家和人民不利的事情,他是坚决不会去做的。
          1982年7月,吐鲁番突然暴发洪水,葡萄沟口的戈壁滩上充满了罐头瓶、酒瓶及各色各样的塑料制品。这时,他临危授命,奔赴吐鲁番抢险救灾。他到达现场后,先召开了动员大会,后提出了抢险救灾、居民安置、渠道疏通、修筑道路、恢复生产等一系列方案。同时布置统计受灾人口、面积、农作物以及损坏的渠道、厂房、车间、居民住房等详实的数据。在这期间,他忙翻了天,不分昼夜,一直坚守在抗洪救灾的第一线进行现场部署和指挥。只要一有可能,他还要深入到工地去查看灾情,查找问题,及时解决。
          这里虽然在受着洪灾,但还是烈日炎炎,晒得人无处藏身,大家只得硬顶着。司马益·牙生诺夫在这里经历了五六个昼夜,各项预案渐渐地落到了实处,救灾抢险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地展开着。这几天,他真的太辛苦了,但却从来没有人见他叫过一声苦,好像他没有感觉到什么似的。他对这些恶劣的环境总是不屑一顾,没有把它放到心上,一直都在忙着指挥和查看,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但他毕竟不是铁打的,几天下来,他讲话的声音都变得嘶哑了,眼眶里还充满了血丝,看得出他已经十分疲劳啦,准确地说就是筋疲力尽。
          这就是一位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突发而又重大的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又一种高度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的产生是那样的自觉,那样的自励,那样的自强不息,那样的从容不迫。心有所思,行动上就会有所作为。这就是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对党的事业在内心深处深化的结果,对人民的事业在思想上深化的结果,这样的作为才称得上真正的勤政公仆。
           
          在廉政问题上,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也特别关注、特别重视,对自己的要求也特别严格,长期以来就养成了一种习惯。他几乎不参加宴会、招待会或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活动。他认为没有意义,是铺张浪费,既耗费人力,又耗费财力。他也从不给同级领导或下级领导为私事而写什么条子或作批语。对秘书、司机及家庭成员经常强调,凡同他到任何地方开展工作的人,都不允许在当地购买什么特产,更不允许接受或索要。要是当地送来什么物品,要一律归还,绝不许收下。如果是长途跋涉送到乌鲁木齐的,也要退还,有的东西不能保存了,那就按市场价用现金作价付款,并严肃指出,就这一次,再没有下一次啦。
          1980年代初期,中国的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物产相对紧缺,送礼的事要是真遇到了,也都得按他的指示处理。曾经工作在他身边的人现在想起这些,心里坦然,因为自己也未曾多占,干干净净地做人,比什么都好。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真是一位让人崇敬的好官。
          那时候,粮食还是定量供应,他们每次出差都要带上粮票。当时定量标准是,工人每月30斤以上,干部每月28斤。结算时,他们每天每人按1斤,早餐每人2两,午餐和晚餐每人每顿各4两。有一次,他们在布尔津县的一个牧业大队吃午饭,牧区很少有蔬菜,他们就吃了哈萨克族的传统食物“包尔沙克”之类,还有手抓肉。这一段时间,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因牙齿疼痛,脸也肿了,还有点发烧,所以,他本可以不吃饭直达布尔津县城看医生的,但他考虑到随行人员还都饿着肚子,就坚持要在这里吃了午饭后再走。没想到由于匆忙,大家吃了饭后忘记付帐就急着上路了。大约走有1千米左右时,秘书突然想起还没给那个大队支付饭钱和粮票,秘书把这事儿告诉了司马益·牙生诺夫副主席。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一听急了,这怎么能行?他立刻嘱咐司机师傅把车子开回去结帐,同时还要向人家道歉,并说希望以后再不要发生类似的事情,现在既然发生了,我们就回去弥补。黄秘书也自责,由于自己一时疏忽,发生了一件本不该发生的事情,既延误了为领导治疗牙疼的时间,又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可司马益·牙生诺夫并没有放过,可见其高尚的品格,纯洁的思想。他这不是在做秀,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总是这样在严格要求自己和身边的一切人员。“勿以恶心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在大事情上他做得好,在小事情上他同样做得出色,他总是能把自己置放到一个高标准的天平上来衡量和要求,人前人后都一样,真的很不容易呀!
          上面所介绍的是在人前所做的事情,但他在人后也是这样做的。举一个例子来说吧,他的大儿子杰苏尔·司马益在新疆农业大学工作,直到现在还是一个普通工人。刚开始时是因为他的儿子文凭是高中毕业,达不到转干的条件,就没让转干,后来,他的儿子经过努力取得了大学文凭,可他还是没有让儿子转干。按理,他有能力为自己的儿子办了这件事,可他一直没有这样做。同样,他的大儿媳在自治区政协工作,一直就是个工人。
          记得还有一次,他的大儿子杰苏尔·司马益在当时的新疆八一农学院请人给打了一大袋子馕,想往家里拿,就给父亲打了电话想让司机开车过去拉一下。没想到,这一小小的要求却遭到了父亲的拒绝,司马益·牙生诺夫对儿子说:“打几个馕也要用小车子拉,这样是不好的,公家给我配一辆车是用于工作的,是工作需要,不是为家庭服务的,你还是乘公交车拿回家去吧。”
          还有一次,司马益·牙生诺夫要到伊犁出差,他夫人的娘家刚好是那里的,再说了,他的岳父岳母也从国外回来了,夫人想去看看自己的父母亲,就想随着丈夫一起走。于是,她就把自己的想法跟黄秘书谈了谈,想搭个便车。没想到,当黄秘书把话转述给司马益·牙生诺夫时,他生气了,对着夫人说道:“哈里旦呀,你可不要怪我不带你,我们是出差,是工作去的,我带上一个夫人,人家会怎么说?就是不说,人家又会怎么想呢?你还是买张飞机票去吧!比坐汽车快,还舒服,这样好不好?”夫人听后苦笑了一下,也没再说什么。因为她知道自己丈夫的脾气,公家的便宜一点也不想让家人占,不让蹭就别再想了,任凭你说什么也没用。事后,他的夫人也没有去买飞机票,只搭承了一辆货车去了伊犁。好险呀,车子在路上出了事故,身怀六甲的哈里旦也在路上受着煎熬,她3天后才到达目的地与父母见了一面。从此以后,司马益·牙生诺夫的夫人因娘家人都出国了也就再没能回过伊宁市娘家。
          家人不能随便坐司马益·牙生诺夫的车子,可老百姓却能坐上,而且还是他亲自找着让人坐的。有一次,他和工作人员到木垒县出差,经过大石头公社时,午饭后就沿着牛、马、羊转场的牧道往巴里坤县出发。他们所经过的地方是天山峡谷中的小戈壁,路况极差,高高低低,曲曲拐弯,有的还是断头路。走不通了就得绕道走,走着走着还会迷路的。那时,天已傍晚了,在夕阳的余晖中他们发现前面左方的一个梭梭沙包旁,有一个哈萨克老人靠坐在沙包旁在等着什么。司马益·牙生诺夫看到后就示意停车,让秘书下车去问明情况。原来,这位老人是在等着搭车。这位老人说,依照他以前的经验,经常有牛车、马车或骆驼车从这里经过,可今天不知怎么了,就是没见到有车从这里经过。天已经晚了,但他没有别的选择,还得等,只等待着奇迹出现。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知道后二话没说,就把这位哈萨克族老人请上了车。感动得老人家热泪盈眶,一路上说的都是感激话。车子到达巴里坤县委之后,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指示司机师傅把老人直接送到了附近的牧业点的家里。
          这位哈萨克族老人不一定知道让他能坐上小车子又指示送他回家的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的真实身份,但他却知道是一位共产党的好干部,有生之年一定难以忘记。那次要是搭不上车,他自己冻点饿点是小事,说不定自己会在那天晚上遇到什么大麻烦的,能不能活着回家还是一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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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前夕,司马益·牙生诺夫负责带领中国穆斯林朝拜团到沙特阿拉伯举行为期两周的朝觐(朝拜)活动。当时,我国与沙特还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朝拜团出发之前,伊斯兰协会提醒前去朝拜的人员一些注意事宜:一是来回必须乘坐巴基斯坦的飞机;二是在麦加、麦地那的一切活动要在当地有个“老板”的指挥指导下进行;三是朝拜中遇到的困难和疑问要到巴基斯坦驻麦加办事处协商;四是要注意安全和纪律。
          在司马益·牙生诺夫的带领下,我国的朝觐者从巴基斯坦开始穿戴阿吉服,在飞机里每8-10分钟念功和作证。他们大约飞了三四个小时到了沙特的吉赞市,真的就像伊斯兰协会吩咐的那样,有个“老板”接待了他们,并把他们安排在了两层的小居住地。大家安顿下来后,喝点茶,吃了晚餐。
          第二天早晨,他们才发现这儿洗漱、浴池严重不足且设施非常简陋,大家做礼拜时分批去清真寺或在宿舍做。他们跟那位“老板”谈当天的朝拜日程时,从热比特伊斯兰朝拜中心来了两名管理人员,建议我国朝拜团队搬到热比特伊斯兰大厦,承诺要像对待国王一样接待司马益·牙生诺夫所带领的中国朝拜团成员。司马益·牙生诺夫表示中午可以答复。午饭后,在司马益·牙生诺夫的召集下召开了个小组会议,考虑生活、方便等问题,大家一致同意他们的要求。于是,大家就搬到了新的大楼。在那里,有好几个国家的朝拜团队,在吉赞市的所有的费用都由热比特勒伊斯兰组织承担。麦加的日子也紧张。司马益·牙生诺夫发现,从新疆到麦加长期居住的新疆人特别多,他们知道了司马益·牙生诺夫带领的朝觐团大多是从新疆来的时,感到特别亲切。问了好多问题,关心新疆的亲朋好友,打听新疆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司马益·牙生诺夫给他们讲解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告诉他们党的政策和祖国的形势越来越好。欢迎他们回家看看,大家表示一定会回去的。
           
          洁己奉公到终身
           
          1983年5月-1988年1月,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担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届常委会主席。大家都说,他在担任这一届政协主席期间,政协机关的各项工作都开展得有声有色,机关内部的各种关系都搞得非常好,人与人之间又和谐又团结,各项工作做得既扎实又活跃。虽然他的职位更高了,权力更大了,但他从来没有以权谋私,和往常一样,始终保持着清正廉洁的好作风。权为民所用,是非分明,公私分明,遇到问题时他都能够不折不扣地坚持原则,说真话,办实事,带头遵守纪律,时时刻刻都保持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
           
          司马益·牙生诺夫主席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作时的责任心特别强。他还非常重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他心目中就已经扎下了根,他深信不疑。在他担任自治区政协主席期间一共去到全疆各地进行了7次时间比较长的调查研究。如果不到下面去走走看看,他觉得一切都很迷茫,说起话来都觉得空得很,苍白无力,即使有那么一点力度,也远远不够,听的人也一定很怀疑;研究工作,制定计划,心里更是没底。因此,他总是要下乡,下乡已成了他的必修课。他在下乡的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动人的故事,知道的人都很佩服。
          在他担任自治区政协主席期间,他所乘坐的小汽车也一直就是一辆档次不太高的巡洋舰,自治区领导想为他换车,他说什么也不要,认为自己有小车子坐就很好,工作起来很方便。这且不说,他工作的另一面就是一尘不染。有个别领导趁着下乡的机会总是要大捞一把,回来时甚至能把自己的小车子装得满满的,搞了许多乡下的土特产拉了回来。而司马益·牙生诺夫却不一样,他在下乡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从来就是空着车去空着车回来,下面的一草一木他决不允许带回来。在他任职自治区政协主席期间,张伯铮同志是他的秘书,司马益·牙生诺夫主席在这一段的表现,他看得清清楚楚的,是个见证人。在这期间,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的许多故事都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张伯铮同志总结说,“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是一位真正的清官,不贪不占,还能坚持原则。”
          张伯铮第一次跟着司马益·牙生诺夫主席下乡的时候是到吐鲁番地区去视察工作。当时,张秘书发现,小车子来回都空着没拉任何东西。就向司机提议回来时能不能买一些菜拉回来,司机听后慌忙摆摆手说:“千万不要带,连一根葱也不要带,要不然的话,主席一准生气。我们下乡从来就没有带过任何东西。”张秘书就牢牢地记住了这一点,从此以后,他就眼睁睁地看着空车来,空车去,没敢提出过任何带点东西的想法。
          这只是其中的一件事,让张秘书难忘的事情还有很多,其中最让他难忘的一件事情就是司马益·牙生诺夫的夫人背着丈夫趁着他们下乡的时候让司机给代购一袋子麦麸皮的事儿。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司马益·牙生诺夫的夫人考虑到自己的丈夫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就买了一只奶羊养在家中给丈夫下奶喝。要是在农村,饲养一只羊根本就算不了有什么困难,圈养也好,散养也罢都不成问题,因为农村里草料比较多,可在城市里就困难多了。夏、秋两季还好办,到了冬、春季可真的就有困难了,因为城市里缺少草料。
          入冬以来,为了饲养这只羊,司马益·牙生诺夫的夫人动了不少脑筋,想了不少办法,每天都要给这只羊弄吃的。临近春节了,到处是冰天雪地,饲料更是难以弄到。这时候,司马益·牙生诺夫要到南疆去出差。夫人知道了,眼前顿时一亮,有办法了,她想让他们回来时买一袋子麦麸皮给带回来。可她又一想,十分不妥,因为丈夫知道后一定不让带。于是,她就偷偷地给了司机50元钱,让他给买上一袋麦麸皮悄悄地带回来。她嘱咐道,千万不能让他(司马益·牙生诺夫)知道了。司机当然明白,就答应不声不响地办了此事。当他们出差到了南疆温宿县的时候,司机趁着主席在参加会议的当儿,就给张秘书打了个招呼后出去买回来了一袋子麦麸皮放在了小车子的后备厢里。办完这件事情后,司机师傅松了一口气,心想,这下可好了,主席没看到,一切都好办啦。
          没想到,这事情还是难以瞒天过海。当司马益·牙生诺夫主席开完会回到车里时一闻就觉得不对劲,因为他闻到了麦麸皮的味道。他问是什么味道,没有人敢吭声。他就直接问司机,司机看瞒不住了,就只得实话实说。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听后脸色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了,只说了一句话,“乱弹琴!”
          等他回到家后,二话没说,对着夫人就是一通大发脾气。夫人也感觉到很委曲,心想,买麦麸皮喂羊还不是为了你好?你不但不领情,还因此大发脾气。于是就落下了伤心的眼泪。此时,司马益·牙生诺夫也感觉到了什么,再也没有说话了……
          司马益·牙生诺夫夫人的妹妹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回国了,想来看看自己的姐姐。亲戚来了,当然需要他们去主动迎接,可这必须要到七八百千米以外的伊犁霍尔果斯口岸去接,这也就成了无可奈何的事情。司马益·牙生诺夫考虑再三后就只得安排了自己两辆小车中的其中一辆去迎接。按说,主席安排的车去接一个人,虽然是他自己的亲戚,但也是一名从国外回来的华侨,自治区政协最起码也应免费接送一下。动用了小车子后产生的油费,也可以不去理会。于是,有人就不想让司马益·牙生诺夫主席去支付因接人而花的这笔燃油费。这哪里可以?司马益·牙生诺夫坚持说,公是公,私是私,这分明是他自己的私事儿,用车就必须要按规定付费,这也是早就定下的规矩。他是这样说的,也就这样做了,等事情办完后,他就主动来到单位的财务室按规定支付了足额的燃油费。
          平时,他的小车子谁也不能动。他每次都在坐车前后看一看里程表,并把它默默地记了下来,谁要是私下里动用了这辆车子,他一眼就能看出来,并要追问司机是什么原因动用了小车子。因此,下班后,司机是不敢轻易动用这辆小车子的。有一次,司马益·牙生诺夫的夫人因为办事就偷偷地用了一次车,但里程不是太长,就这也瞒不过他。他上车一看车上里程表的记数变了,就不轻不重地说了司机一顿,让他以后不要开着公家的车出去玩。要玩就自己打车去,千万不要再用公家的车了。司机当然明白这一点,下班后自己从来没有乱用过车。这次用车是主席的夫人要求的,可他万万不能把这件事情说出去。所以,主席对他的批评,他就只能默默的承受着,对谁也不能乱讲。
          别人给司马益·牙生诺夫送东西时,他是坚决不会收的,如果真的收了就一定会把钱付给送东西的人。不然,他说什么也不会收下送来的东西。有一次,他下乡时来到了拜城县,这里的县委书记原来在自治区党委农工部工作过。老朋友见面非常亲切,临走,这位县委书记就送给了自己的老部长一袋子白瓜仔。没有别的选择,司马益·牙生诺夫盛情难却就收下了这袋子瓜仔。不过,他还是付了款,把本来按当时市价只值5元钱左右的东西给一下子付了10元钱。
           
          在孩子们的眼里,司马益·牙生诺夫是一位既严厉而又慈祥,还十分有眼光的父亲,大家都非常敬重他。孩子们小时候,司马益·牙生诺夫因为工作经常下基层,从而导致了孩子们与父亲聚少离多。如果有一天,司马益·牙生诺夫能在家了,孩子们都感到特别的幸福,心里有说不出的美好感。大家都知道,这样的时间是不会太长的,于是,孩子们都非常珍惜与父亲在一起的第一分每一秒时间。孩子们都愿意为自己亲爱的父亲做点什么,更喜欢听听父亲的教诲,那怕是狠狠地教训上一顿也觉得特别舒服。
          司马益·牙生诺夫非常重视孩子们的学习。在文革后期,他发现自己的孩子有不愿当“臭老九”而不愿上高中的时,就一针见血地说道:“你一个中学生还没有资格说‘臭老九’。现在高中恢复了,大学也将会恢复招生。因为国家的建设需要知识,不管你今后做什么工作,没有知识是不行的。”对于孩子们的求学深造,他是全力支持的,使孩子们没有后顾之忧,鼓励大家学好本领成为一名合格的接班人,日后凭自己的本事工作。
          但同时,他从来不利用职权为孩子们办事,凡涉及到孩子们自己的事情,都要让孩子们自己去解决,还不能打着他的名誉。
          他的二儿子居来提·司马益在参军期间被分到了边防连队去锻炼。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一去就是好几年没有调动,与他儿子一起去的人都调走完了,而他的儿子却还在那里坚守着。儿子很想让父亲司马益·牙生诺夫出来说上几句话,把他调动一下。可司马益·牙生诺夫到最后也没有答应办理这件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79年7月,他的二儿子居来提·司马益当年参加民语言高考考上了新疆大学物理系,1983年7月就大学本科毕业了。恰巧从这一年开始,部队上要招收一些大学生,刚刚大学毕业的居来提·司马益就很想去试试。当他把自己的这个想当兵的想法告诉他的爸爸司马益·牙生诺夫时,他的爸爸很支持,但有一条,不准他打着父亲的名誉办理任何事情,一切都要凭自己的真本事。居来提·司马益真的就这样做了,没想到他也真的通过了政审和体检当上了兵。入伍后,部队上首先是把他和其他一些大学生新兵送到了原乌鲁木齐陆军学校学习了一年步兵排长专业。1984年7月中旬毕业后,部队上就把居来提·司马益分到了东疆军区哈密军分区巴里坤边防连队,下连队接受一年时间的锻炼。没想到第三天又把他抽回来安排到了哈密军分区新成立的文化学校当了半年教员,教的是数学。1985年1月,又把他分到了边防连,后来还当上了排长。有人看了居来提·司马益的档案后知道他是一个有来头的人,断定他要不了半年时间就会被调走的。可后来出现的情况却不是大家预料的那样。与居来提·司马益一起从乌鲁木齐市来当兵的6名大学生中的5人都陆续调走了,而他却一直还在这里待着。其间,居来提·司马益左等右等就是不见自己调动,与他一起来的一个个都调走了,而他却还在这里留着,心里总不是滋味。他也耐不住性子啦,有好几次探家时就大着胆子向父亲求情,可都遭到了拒绝。不但事情没有办成,反而还被父亲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无奈之下,居来提·司马益只得又回到了原来的民族连队继续服役。不过,他自己也在基层连队经受住了很好的锻炼,个人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工作越干越扎实,他自己肩上的担子也在不断加重,排长-连副指导员-副连长-代理连长。
          司马益·牙生诺夫的夫人心疼儿子,就背着丈夫让司机偷偷地把她拉着找到了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和新疆军区第一政委的王恩茂同志说明了这个情况。王书记知道后很是惊讶,说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情,很对不起。接着,他就立即给居来提·司马益联系接受部队并办理了调动手续。
          1986年6月,居来提·司马益从哈密军分区的边防连队里调回到了乌鲁木齐某师的坦克团。
          事后,司马益·牙生诺夫知道自己的夫人找过王恩茂同志,就又狠狠地批评了自己的夫人一顿,说道:“王书记那么忙,时间那么紧,你还去找他?你去也不给我打个招呼?”
          ……
           
          在司马益·牙生诺夫担任自治区政协主席期间正好是文革结束后落实政策的时期,冤假错案一律都要予以纠正。在这期间,自治区政协却遇到了这样一件事情,一位无党派人士的民族领导人在文革时期被抄了家,自己也受到了冲击。落实政策的时候,国家给这位领导退赔了几万元钱。没想到这位领导的家人还想多要一些,就鼓动着他把曾经在抗美援朝时期捐赠给国家的财物也一并要回来。
          当这位领导人大着胆子在会上提出了这一要求后,司马益·牙生诺夫坚持反对,认为这和文革时期被抄走的东西不是一个性质。在别的领导都不敢表态的情况下,司马益·牙生诺夫主席说话了,针对这个问题,他就理直气壮地把这位领导严肃地批评了一顿。经过批评教育后,这位领导立即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就痛哭流涕地在这次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
          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就是他做人的根本原则之一,无论对谁都一样,不论高低贵贱,一视同仁,特别是老百姓,他还偏爱一些。司马益·牙生诺夫非常关心身边的人,对于在大院里工作的工人们,他也很关心,见了面后,他就会主动与大家打招呼,问长问短,了解他们的生活工作情况,并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大家在他面前既受到了敬重,也受到了关心,感到特别温暖。
           
          司马益·牙生诺夫是一位做事非常认真的领导人,他在看汇报材料时很快就能看出问题来的。据说,他常常用“剥皮法”来计算有关数据,既快捷又简便还准确,许多材料列举的数据对不对,他一看就知道。
          他对文字材料审阅也非常认真,从来不马虎,一字一句都要认真推敲,直到满意为止。有一次,《人民政协报》来了一个“通知”,要求作为自治区政协主席的他在报上发表一篇不超过500字祝贺新年的文章。司马益·牙生诺夫主席决心写好这篇文章。他知道自己的汉语水平有限,就让秘书处的一位汉族同志来帮着完成这篇文章。这位同志接受任务后很快就写出来了一篇,司马益·牙生诺夫看后又提出来了修改意见,这位同志就拿回去进行修改。就这样,针对这篇文章,前前后后修改有四五次之多,但司马益·牙生诺夫仍然觉得不太满意,准备第二天上班后再修改。
          第二天早晨,司马益·牙生诺夫打算对这篇稿子再进行一些修改后就发往报社。于是,他早早就来到了自治区政协办公室。没想到,他来到办公室后一时间找不到这位写这篇文章的干事,心里很着急。过了一会儿,这位干事气喘吁吁地回来了。原来,这位同志一大早就去到邮局把这篇稿子给寄出去啦。没有成熟的稿子怎么就能随便寄出去?一向在同事面前不爱发脾气的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顿时就火冒三丈,大发雷霆。最后,就为这事儿把他自己的脸也给气得发白,站就站不稳啦,不得不在他人的掺扶下躺到了行军床上……
          1988年1月,因年龄原因,司马益·牙生诺夫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1989年,他就光荣离休了,但他还和在岗时一样,对自己总是严格要求着……
           
          桑榆晚,余阳晖
           
          他在担任领导工作的时候,自己所坐的小车子从来都是旧的,且档次也一般,连给他开车的司机师傅们都觉得很没面子。组织上多次要给他买新车,他都拒绝了。他后来晋升为正省级干部后,却还一直居住着副省级干部的房子。自治区领导也多次提出要给他盖一套够级别的大房子,他也给谢绝了,并且说,“我住得挺好,国家有困难,还是把钱省下来搞经济建设吧!”
          “日既暮而犹烟霞绚烂,岁将晚而更橙桔芳馨。”意思是说,在夕阳西下时,天空出现的晚霞放射出灿烂的光彩,绚丽夺目;在晚秋季节时,橙桔正结出芬芳金黄的果实。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离休时已年逾古稀,后又寿登耄耋,但他仍然精力充沛,对党和人民的事业一直就放不下。他认为,自己不再上岗工作了,但可以做些调查研究方面的事情。由于自己也是老百姓了,更有时间走到群众中去搞调查研究,更能贴近群众,更能和大家打成一片,更能了解到真实的情况,这样就更有可能向党和人民政府反映更有效更真实的东西,并可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这样想了,也这样做了,还一直做得很好,自治区领导都很赞赏他,感谢他。
          譬如,进入新世纪以后,虽然他的年事已高,但仍然在关心着全疆农牧民的收入情况。他对南疆三地州就进行了调研,并把自己掌握的材料整理成题为《关于促进克州、喀什、和田地区发展增加农牧民收入的建议》一文后,于2004年4月3日向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领导作了汇报,立即引起了自治区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
          在他80岁高龄时,司马益·牙生诺夫担任了自治区老龄委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和自治区老年书法学会的名誉会长。他非常乐意接受以上职务。他认为,人们关注我,信任我,那么我自己一定要不辜负大家的期望,把这项工作干好。希望用自己最朴实,最可贵的精神和积极的态度参与到委员会的各项活动中。但终因他年迈体衰的原因未能如愿以偿,老人为此深感遗憾。
          司马益·牙生诺夫因为年龄的原因外出的机会少了,他就不得不在家中休息。可生活上还是要完全自理,从来不去给家人增添麻烦,就是洗澡也是要自己动手,从不让家人给他帮忙。就在他去世的前10天,他还要坚持自己洗漱。
          在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的最后几天,他的孩子们都一直守在他老人家的身边,老伴哈里旦也去看了他。司马益·牙生诺夫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有许多话要给老伴说。他见到老伴后感到很欣慰,握着老伴的手说,“你要多保重身体,注意饮食,按时吃药,和孩子们一起好好生活,安度晚年。为了我,为了这个家,你受苦啦。为此,我心怀愧疚,感谢得到你的理解,与你相伴一生我没有遗憾,十分满足。”
          然后,他松开了老伴的手说道:“我累了,要休息了,你们都回去吧!”
          ……
          司马益·牙生诺夫就是这样的人,他的所作所为,大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大家无不为之感动。
          2010年7月9日11时25分(北京时间),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乌鲁木齐市不幸逝世,享年94岁。
          惊悉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不幸去世的噩耗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王乐泉、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司马义·铁力瓦尔地、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司马义·艾买提、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铁木尔·达瓦买提等有关中央领导同志致电或到家中表示哀悼。
          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委托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韩勇到家中表示哀悼。
          努尔·白克力、艾力更·依明巴海、艾斯海提·克里木拜、韩勇、库热西·买合苏提等自治区领导到家中表示哀悼。自治区部分在职和离退休领导在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生病住院期间分别到医院看望或去世后到家中表示哀悼。
          全国政协办公厅、部分地州(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在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去世后致电表示哀悼。
          司马益·牙生诺夫去世后,老百姓更是感到无比的悲痛。大家都说,关心我们的老人走了,愿他在天堂一路走好!
          大家一致认为,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的一生,是呕心沥血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是勤政廉政的一生,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对党忠诚,谦虚谨慎,严于律己,生活朴素,两袖清风,一切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能坚持不懈地这样做了一辈子,很值得称赞。
          笔者认为,要想当一个清官、好官并不难,只要看你心里是否真正装着党和国家的事业?是否能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工作和生活中,是否能真正摆正个人、他人和国家的关系?在利益面前是否能经得住诱惑?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是否能约束得住自己?一次做好了不算什么,次次都能做得好才是真好。能够一辈子都这样坚持做下来的人真的很了不起,也很高尚。有道是,“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只要自己胸怀大志,有着宽大的胸怀,一心一意为人民,屁股后面又没屎,什么时候都不会害怕!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最理直气壮,最受人尊敬!司马益·牙生诺夫同志这样做到了,也做好了,他就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一面光亮的镜子,他就是我们每个人永远都值得学习的光辉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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